近日召开的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：我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%，力争“十二五”期间实现职工工资“倍增”。

　　这样的愿景，让人期待。毕竟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不仅切实改善了公众的生活，而且使日本迎来了二战之后经济发展的“黄金十年”。

　　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，确有与日本实施这一计划之初类似的背景：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，“人口红利”所剩不多;企业生产方式粗放，效率不高;收入差距过大，个人消费不足;社会事业发展不完备，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等等。

　　不过，人社部所透露的，仍只是一个愿景，并没有更为详细的实施路径。而无论从决策看还是从执行看，所谓“倍增”，与其说是计划，不如说是一整套制度设计。

　　日本的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的四部分内容中，第二部分专讲“政府公共部门计划”。在实施中，还有“全国综合开发计划”，发展一批“新产业城市”;有教育培训计划，提高国民教育水平;也有社会保障计划，实施《国民年金法》等等。这些都证明，“倍增”不仅仅是某几个部门、某几个地区的事，更是一项涉及全局、全国的综合性、系统性工程。

　　这样的“倍增计划”，正是所谓的“顶层设计”——光有屋顶，肯定不是一座完整的房子。而发挥支撑屋顶的房梁作用，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。仍以日本为例，“倍增计划”的政策措施，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颁行。对各级政府而言，是考核的“硬指标”;对企业而言，则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计划。政府通过行会、商会等，指导、推动企业发展，并为企业提供良好、有效的公共服务，这样才能实现计划目标。

　　实际上，日本所谓的“国民收入倍增”，并不是“职工工资倍增”。所谓的“国民收入”，是一个国民经济核算上的概念，大概可以理解为“社会总产值减去物质消耗”。而公众收入实实在在的“倍增”，只是该计划刺激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。不过，这也正启示我们，职工工资的增长，仍需建立在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。

　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社部提出的“职工工资倍增”，完成难度将更为巨大。在“大胆设想”之后，还需考虑一系列具体问题。按照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的计划，“十二五”期间的经济和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，都是7%。虽然职工工资与居民收入有差别，但期间差距仍显巨大，需要更为有力的调控和制度来填补。

　　不过，无论多么困难，我们仍应给“职工工资倍增”以掌声。很多企业的一线职工，特别是非公企业员工，工资长期原地踏步，甚至与企业高管的薪酬差距不断拉大，成为统计中的“被增长”者。在不断做大的蛋糕中，给这部分人多分一些，理所应当。去年，全国30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;今年以来，又有14个省份再次提高这一数字。这些，与人社部透露出的消息一样，给公众注入了信心。

　　在目前的中国，“收入倍增”也好，“工资倍增”也好，都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，更是一个政治目标。无论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，还是职工工资收入的增加，之所以引来关注，正在于触碰到了民生保障、收入分配等社会中最敏感的神经，背后勾连出的是公平正义等更为抽象、也更为基本的话题。而这，也更显示出工资增长、收入增加问题的重要与迫切。